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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藝”即指《易》、《書》、《詩》、《禮》、《樂》、《春秋》等六種儒家經典。《史記·滑稽列傳》云：“孔子曰：‘六藝于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在《漢書·藝文志》的《六藝略》中除了六經之外，還有《論語》、《孝經》、小學三種書，這三種書在當時都是學校誦習的課本。清人王鳴盛在《蛾術篇》卷曾經指出：“《論語》、《孝經》皆記夫子之言，宜附于經，而其文簡易，可啟童蒙，故雖別為兩門，其實與文字同為小學。小學者，經之始基，故附經也。”
甲、易
目前發現的與《易》有關的簡帛書籍有九種：
1.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周易》
2.中文大學文物館藏楚簡《周易》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周易》是目前發現最早、文字保存最多的一種文本。共存58枚簡、1800多字，涉及34個卦的內容。簡本原無書題，“周易”二字是整理者根據竹書內容所定。值得注意的是，中文大學所藏一枚《周易》殘簡也可綴合進來，可以看出上博藏簡和中文大學藏簡有著密切的關系。據整理者介紹，上博藏簡的發現，對解決易學研究中所謂的“九六”之爭等問題有著重要的意義。上博藏楚竹書《周易》與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阜陽漢簡《周易》乃至王家臺秦簡《歸藏》之間的比較研究，將使我們對卦、爻辭等問題有更準確、更深入的理解。
3.馬王堆帛書《周易》
馬王堆帛書《周易》的卦序與傳世本有很大的不同。傳世本分上經和下經，上經三十卦，始于乾，終于離；下經三十四卦，始于咸，終于未濟。而帛書本則不分上下，始于乾，終于益，它的排列方法與漢石經、傳世本完全不同。有人認為它比較原始，有人認為它或者是另一系統的傳本。李學勤先生認為：“由帛書的卦序至少可以看到這樣幾點：第一，帛書《周易
》的經傳是互相結合、密不可分的；第二，帛書卦序已經包含了八卦取象的觀念；第三，帛
書的卦序充分貫穿了陰陽對立交錯的觀念。”他還指出：帛書本卦序蘊含著陰陽學的哲理，
在體現陰陽規律這一點上，帛書本顯然勝于傳世本。但“帛書經文要晚于今傳本經文的出現
，它是根據陰陽學說重排卦序的一種別本。《系辭》是成篇很早的古籍，其年代不會晚到
戰國中葉，至于帛書《周易》其整體的形成是很遲的，有可能晚至秦亡以后，它應該是楚地
易學一派整理的結果。2
4.馬王堆帛書《二三子問》上下篇
帛書《二三子問》原無書題，“二三子問”是張政 先生根據該書首句文字擬定的。其內容是以問答的形式，分別對乾、坤、鼎、晉等卦的部分卦辭、爻辭進行了頗具儒家哲學色彩的解說，很明顯它是儒家“易傳”的一種佚書。
5.馬王堆帛書《系辭》
帛書《系辭》、《易之義》、《要》、《繆和》、《昭力》五篇抄在同一幅帛上。《系辭》始于今本上篇的首章，終于今本下篇的末章，但帛書《系辭》沒有今本《系辭上》的第八章和《系辭下》的第五、六、八章及七章的一部分。李學勤先生認為：“《系辭》是成篇很早的古籍，其年代不會晚到戰國中葉。3
6.馬王堆帛書《易之義》
7.馬王堆帛書《要》
8.馬王堆帛書《繆和》
9.馬王堆帛書《昭力》
《易之義》是以夫子自述的形式通論《易》之大義，在今傳本《系辭》中也可以找到它的一些蹤跡。而《要》、《繆和》、《昭力》則是三種佚書。《要》也是以夫子自述的形式寫成
的。《繆和》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繆和、呂昌等與孔子討論《周易》的問對；第二部分是
孔子自述，直接以“子曰”的方式來解釋《周易》；第三部分是以歷史傳說和歷史故事印證
《周易》。《昭力》是昭力和孔子討論《周易》的問對。李學勤先生認為：繆和、昭力的姓
氏都是典型的楚國姓氏，疑二人皆為楚地易學的經師，他們的書很可能是屬于楚國傳易的系
統。4
乙、書
據文獻記載，歷史上曾發現過幾次不同的《尚書》寫本，如《漢書·藝文志》中記載的孔壁《尚書》，《漢書·河間獻王劉德傳》中記載的劉德征集到的《尚書》，《漢書·杜林傳》中記載的漆書《尚書》和《論衡·正說篇》中記載的河內女子老屋發現的二篇《尚書》等。
在出土簡帛文獻中，目前還尚未發現《尚書》文本，但在有些出土簡帛書籍中卻發現了有引用《尚書》的情況。如在郭店楚簡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緇衣》篇中，就有引用《尹誥》一條、《君牙》一條、《呂刑》三條、《君陳》二條、《祭公之顧命》一條、《康誥》一條、《君奭 》一條，共十條。其中《尹誥》即《書序》的《咸有一德》，屬于所謂的《古文尚書》，而《祭公之顧命》則相當于《逸周書·祭公》。此外，在郭店楚簡的《成之聞之》中也有引用《尚書》的情況，其中有《大禹》一條、《君奭》三條、《□命》一條、《康誥》一條，共六條。其中《誥命》一條為逸書。從這些引用《尚書》文本的情況來看，它對研究《尚書》的成書與流傳很有幫助。5
丙、詩
目前發現的與《詩》有關的竹簡書籍有兩種：
1.阜陽雙古堆漢簡《詩經》
阜陽漢簡《詩經》是目前所見最早的《詩經》抄本，出土時竹簡嚴重殘損，經過清理，僅存長短不一的簡片170余枚。無書題。與今本《毛詩》對勘，知有《國風》與《小雅》兩種。《國風》中有《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曹》、《幽》等14國殘片，只有《檜風》沒有發現。計有殘詩(有的僅存篇名)65首；有的僅有殘句，如《小雅》則僅存《鹿鳴之什》中的4首詩的殘句。6從殘存詩篇文字來看，和今本《毛詩》有許多不同。李學勤先生認為，這些殘詩“肯定不屬于齊、魯、韓三家詩”，“它不屬于傳統上習知的經學系統”。阜陽雙古堆在原楚國境內，可能是楚地經學的孓遺，入漢后漸歸亡佚。7
2.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孔子論論》全書有29枚簡，共存1006字，有60首詩名。原無書題，“孔子詩論”為整理者根據內容所加。全書內容都是孔子弟子就孔子授《詩》內容的追記，其中也有一些內容是孔子對詩歌的論述，但不見傳世文獻的記載。今本《詩經》內容有《國風》、《小雅》、《大雅》和《頌》，而《孔子詩論》與傳世本的順序正好顛倒，稱為《訟》(頌)、《大夏》(大雅，夏、雅古可通假)、《小夏》(小雅)和《邦風》(漢儒為避劉邦諱，改邦為國)。《孔子詩論》序中的論次也和今本《詩經》中的大序相反，許多詩句的用字也和今本《詩經》不同。簡本《孔子詩論》沒有今本《詩經》小序中諷刺、贊美的內容。李學勤先生認為：全篇《詩論》可分為十二章。“非出自孔子之手，也不像《論語》那樣直記孔子言行，而是孔門儒者所撰，內中多引孔子親說。”“《詩論》的作者能引述孔子論《詩》這么多話，無疑和子思一般，有著與孔子相當接近的關系。符合這個條件、能傳《詩》學的人，我認為只能是子夏”，“從傳世文獻推考，子夏很可能是《詩論》的作者”。8
關于出土簡帛書籍中的《詩》，除上述外，我們在郭店楚簡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的
《緇衣》篇中也發現有引《詩》19條，其中包括逸詩1條。又郭店楚簡《唐虞之道》引《吳邿》，裘錫圭先生的按語認為當讀為《虞詩》，《虞詩》引文也不見文獻記載，故也當為逸
詩。9
丁、禮
據文獻記載，歷史上也曾發現過幾次《禮》書文本，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寫本《禮記》等書；10河間獻王劉德得《周官》六篇，11河內民女拆老屋得《禮》三篇，12孔子故里魯淹中《禮古經》五十六卷等。13
二十世紀出土簡帛書籍所見《禮》書約有五種：
1.武威磨咀子漢簡《儀禮》甲、乙、丙本
武威漢簡《儀禮》共存竹簡469枚，可分為甲、乙、丙三個部分。14甲本《儀禮》共有398枚木簡。原無書題，但有篇題，還有篇序，它們是《士相見之禮第三》、《服傳第八》、《特牲第十》、《少牢第十一》、《有司第十二》、《燕禮第十三》、《泰射第十四》七篇，共存22971字。
乙本存木簡37枚，較甲本木簡短而窄。內容僅為傳本《儀禮》中的《服傳第八》一篇，篇題寫在篇道第一、二簡簡背。共存3042字。
丙本存竹簡34枚，出土時殘斷嚴重。其內容為傳本《儀禮》中的《喪服》一篇，篇末計字尾題為“凡千四百七十二”字，但實存1285字。
對于武威漢簡《儀禮》的文本，學者們有不同的看法。簡本整理者認為，它與今本鄭玄注的校記比較，合于今文者超過古文，當是屬于今文本的系統，但也攙雜了一些古文本的讀法，因而推測簡本是屬于西漢晚期傳后氏(后倉)禮學的慶氏(慶普)本。15而沈文淖先生認為，西漢晚期傳《禮》學者只有后氏一家，大、小戴和慶氏都是出于后氏之傳，他們的經
本其實是一樣的，都是屬于今文本系統，而簡本當是以今文讀古文，因而是揉合今古的另一
傳本，沈文淖先生稱之為“古文或本”，他認為今本(鄭玄本)是來源于這個本子。16
2.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內禮》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內禮》，現存竹簡 枚。其內容與今本《大戴禮記·曾子立孝》、《禮記·內則》有著密切的關系。17
3.馬王堆帛書《喪服圖》
馬王堆帛書《喪服圖》全圖是由一個朱色的傘蓋和19個正方形色塊(加上殘缺部分應該是24塊)組成，從上到下有部分方塊中間有墨線相連，其中左側一線有5塊朱色，其余均為黑色。此外，圖中還有6行56個字的有關喪服制度的記載。據陳松長先生介紹，這56個字主要記述了漢初人喪服的有關規定，其中提到了三年之喪、期年、九月、七月等服喪期，但沒有言及三月或更短之喪期者，這與漢文帝遺詔短喪的規定不太吻合，與傳統的喪服記載亦有區別。因此，陳松長先生認為“這或許是轪侯家族自己奉行的喪服制度的一種圖文式的記載”。18
戊、樂
目前出土的簡帛文獻中還沒有發現《樂記》的文本，但卻發現了兩種與“樂”有關的書籍。
1.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采風曲目”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采風曲目”共存7枚竹簡，原無書題，“采風曲目”為整理者據內容所定。簡文記載了40首詩的篇名和演奏詩曲吟唱的各種音高，非常奇特。據馬承源先生介紹：“在一篇或幾篇成組的篇名之前寫有一個特定的音名，這些音名用兩個字組成，一是
‘聲’名，即是五聲音階的名，其中發現了宮、商、徵、羽四個‘聲’名，另有穆、和、訐
等九個變化音名，這些變化音名為前綴，也有后綴。這九個音名是否就是楚國樂名還不知道
，因為詩曲可能有本地的，也有外地傳入的，但可以說這是楚國郢都流行詩曲的調名。一個
特定的音高下有一篇或幾篇詩名，說明每一篇詩都有它特定的音高，并不是隨意用任何音高
可以自由吟唱的，可見當時音樂已經達到較成熟和規范的水平”。19此外，在這7枚詩曲音調的竹簡中還記載了我國古代唱詩時樂器伴奏的四聲和九個音調，這是我國音樂史上重要的發現。
2.店楚簡《樂說》
郭店楚簡《樂說》，大家知道在郭店楚簡中有一篇名為《性自命出》，共存竹簡67枚。原無書題。李學勤先生經過研究后認為，《性自命出》篇恐怕原來不是一篇，而是兩篇。從1號簡至36號簡為另一篇，其中心內容是論“樂”的；從37號簡至67號簡為另一篇，其中心內容是論性情的。他認為“前半的樂論，其根本思想與《樂記》一致，即性感于物而生情，而樂足以陶冶性情，發揮教化的作用。梁沈約、唐張守節都曾說《樂記》系公孫尼子所撰，我討論過，公孫尼子是孔門七十子之弟子，其學術傾向近于子思，又可能同韓非所說仲良氏之儒有關。郭店簡儒書多與子思關聯，有這樣的樂論是自然的。”因此，李先生“建議把《性自命出》的前半獨立出來，稱為《樂說》，余下的一半稱為《性情》。20
已、春秋
真正意義上的“春秋”類簡帛書籍，目前尚未發現，但附于《漢書·藝文志》后面的史書類文獻倒是出土了一些。從《七略》開始就沒有專立史部，歷史類書籍皆附于“六藝略”的春秋類，有人認為這可能與當時史學還不發達、史學著作數量不多有一定關系。春秋為史書所自出，因此便附于春秋。晉秘書監荀勖因三國魏秘書即鄭默《中經》更著《中經新簿》，
將經籍分為甲、乙、丙、丁四部，其中丙部著錄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為專列史部
之肇端。從《漢書·藝文志》來看，史書的著錄分為三個部分：一部分列在“六藝略”的書
類，一部分列在“六藝略”的春秋類，另一部分列在“數術略”的歷譜類。李零先生認為，
這是漢武帝“獨尊儒術”的結果，未必能反映早期的學術。21因此他將出土簡帛書籍中的史學類書籍單獨抽出來列為“史書類”，另立一目，沒有附于“春秋”之下。我們認為，這種分法是過分牽就了后世的“四部”分類法。既然“春秋”為史書所自出，《漢書·藝文志》將史書類書籍附于“春秋”之下，自有它的道理。我們今天一仍其舊，仍將這部分出土簡帛書籍附列于“春秋”之下。
目前發現的史書類簡帛書籍主要有紀年類和故事類兩大類。
紀年類有：
1.睡虎地秦簡《編年記》
睡虎地秦簡《編年記》共存竹簡53枚，簡文分上下兩欄抄寫，通篇記述了從秦昭王元年(前306年)到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統一全國的戰爭過程及大事，同時還記述了一個名叫“喜”的人的生平及有關事項，有些像后世的年譜。簡書原無書題，“編年記”是整理組根據簡文內容所定。戰國時代在中國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記·六國年表》是研究這段歷史的主要參考資料。但《六國年表》所依據的是“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的《秦記》，22因此在史實或年代方面都存在先天不足之處。過去曾有學者用汲冢出土的《竹書紀年》來糾正《年表》，但《竹書紀年》止于魏襄王二十年(前298年)，不能用來校正《年表》的最后部分，睡虎地出土的《編年記》正好彌補了這個缺憾。從簡文所記史事與《史記》對校，很多記載是一致的，但也有些記事的時間和《史記》所載又有差別，還有一些簡文的記載較《史記》詳細，但也有一些內容不見傳世文獻記載。李學勤先生認為，睡虎地秦簡《編年記》是《秦記》一類秦人編寫的史書。在文獻學上可以看做是汲冢出土的《竹書紀年》的續編。23
2.阜陽漢簡《年表》
阜陽漢簡《年表》，原先簡報介紹時稱為《大事記》，后來胡平生先生改稱《年表》，看來是參考了《史記》中《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的稱謂。該材舷衷諫形捶⒈恚
易經講的是陰陽、八卦，陰陽、八卦表達的是萬物的規律。規律不等于定律。所以樓主應該能明白著不能有確定的答案。
和晉陵陸丞早春游望(杜審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