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常見
人們在裝飾自己居住的房屋的時候，除了會希望通過裝修手段來打造出一個比較不錯的視覺效果以外，人們也會希望用一些藝術品來增強房屋的文化內涵和藝術氣息，在房間懸掛畫作就是一個不錯的方法，不管是掛在客廳還是掛在臥室，繪畫作品都有展示主人文化品位以及裝飾空間的雙重作用，那么今天我們就來為大家介紹有關客廳掛畫方面的一些知識。
掛客廳的畫有哪些
《梅蘭竹菊》：梅蘭竹菊素有四君子之稱，指：梅花、蘭花、竹、菊花。被人稱為“花中四君子”、“四君子”。品質分別是：傲、幽、堅、淡。梅、蘭、竹、菊成為中國人感物喻志的象征，也是詠物詩和文人畫中最常見的題材，正是根源于對這種審美人格境界的神往。共同特點是自強不息，清華其外，澹泊其中，不作媚世之態。
《江山永泰源遠流長》：萬山紅遍，鴻運當頭，這幅山水畫一直是客廳南墻的最佳風水裝飾畫的選擇，因為南墻是主聲運的，而此幅鴻運當頭山水畫，滿眼紅色，是一種大吉大利旺聲運的好風水，朝陽緩緩升起，如初生的嬰兒一般，染紅了半邊天，眾山頭也被太陽的光彩所點綴，流水生財，旭日東升，鴻運當頭，種種的好風水絕對是客廳藝術和風水共存的好裝飾畫首選。
《時來運轉源長流》：山圍四面，水繞三方，從風水學的角度來看，好風水的第一大原則是“山環水抱”。也就是說，背后有山作依靠，來旺人，前面有水來環繞，來旺財。吳大愷這幅山水畫就是這樣的格局，俗話說：山環水抱，人才輩出，作品中春風賀喜，夏木滴翠，秋色豐收，冬雪祥瑞。左右逢源，春來之財，冬盡之財，一年四季，財運不斷!溪水匯聚，其形如聚寶盆的造型，容納萬財，聚祥富，寓財源滾滾、祥和興旺、前程遠大。湖泊潭深，聚寶盆家財，深潭深不可測，財源不斷流進來，湖水不外流，財富不外泄，清澈白凈，正義之財。
《源遠流長》：旭日東升祥云起，流水生財萬財歸宗聚寶盆，綠樹紅花生機勃勃，小橋流水挑柴人，財路通達旺人丁，一派前程遠大，祥和興旺的景象，并且畫家在這幅山水畫中巧妙的設置小鹿，祥鶴等瑞獸的風水元素，不僅讓畫面顯得更為靈動，這是一種福祿壽喜財的風水構思，這樣一幅絕佳的聚寶盆山水畫無論是掛在家中客廳或者辦公室亦或是送領導都是不錯的選擇。
客廳掛畫的位置分析
山水畫掛辦公室、客廳：要觀其水勢向屋內流,水勢不可外流,因為水流入乃進財,水流出為喪財,若畫面上有船的話,要使船頭向屋內,忌向屋外,因為向外者損財丁,而向內者招財寶。家中懸掛山水畫，最佳位置應懸掛其沙發背景墻面、桌椅后，寓意山有靠，對事業、家庭帶來很好的幫助，祝事業順利，家庭美滿安康等。
以上就是我們為大家介紹的有關客廳掛畫的全部內容了，在提到客廳可以掛什么畫的時候，大部分的用戶朋友都是比較迷茫的，客廳使用的掛畫不僅需要畫本身比較美觀，而且在寓意上也有好的寓意才可以，所以在第一部分我們為大家推薦了四類比較適合掛在客廳的畫作，除了推薦畫作，我們還分析了客廳在掛畫的時候有什么禁忌，大家選畫的時候可以參考。
這是不好的征兆啊 你會有事故
睡覺
清史稿 全書五百三十六卷，其中本紀二十五卷，志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列傳三百一十六卷，以紀傳為中心。所記之事，上起1616年清太祖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建國稱汗，下至1911年清朝滅亡，共二百九十六年的歷史。
《清史稿》是由民國初年特設的清史館編修的，以館長趙爾巽任主編，繆荃孫、柯劭忞等為總纂，另設纂修、協修、提調、校勘等職。參加編寫工作的先后有一百多人。《清史稿》于1914（民國三年）開始編纂，1920年編成初稿，1926年修訂一次，1927年秋大致完稿，前后歷時十四年。對于這樣一部有清一代的正史，“本應詳審修正，以冀減少疵颣”但“以時事之艱虞，學說之龐雜”，尤其因主編趙爾巽“年齒之遲暮，再多慎重，恐不及待”。于是就委托袁金鎧經辦發刊和校刻事宜。于1928年刊印，1929年發行。
《清史稿》在刻印過程中，出現了版本問題。袁金鎧因忙于他事，轉托金梁協助校刻此書。金梁遂乘時局紛擾之際，利用職權，擅改原稿，并將印成的一千一百部書中的四百部運往東北發行，這就是所謂“關外本”（又稱關外一次本）。當原編纂人員發梁私自篡改原稿，便決定將留在北京的原印本更正重印。如刪去《張勛傳》（附張彪傳），《康有為傳》及金梁所寫的“校刻記”；改訂了“清史館職名”；刪去了“易類”書目六十四種；抽換了《藝文志·序》；修改了個別傳記，這就成了所謂“關內本”。以后，金梁堅持以“關外本”為基礎，并根據當時學者對《清史稿》提出的批評和關內本所作的一些重要更正，再作刪改、增補，刪去了《張彪附傳》、《公主表·序》和數學工具書“八線對數表”，增加或壓縮了個別傳略，較前兩個版本均少了七卷，僅有五百二十九卷，這就是所謂“重印本”（又稱關外二次本）。版本的不同造成了混亂，后來，市場上又有所謂“聯合書店影印本”和“日本人鉛印本”兩種流傳。南京國民時曾兩次組織人力。要修改《清史稿》，但因種種原因，毫無結果。《清史稿》的版本比較多，主要有關外本、關內本、金梁重印本、上海聯合書店影印本、日本印本等，其中以關外本與關內本最早流傳，影響頗大。馮爾康《清史史料學初稿》列舉了以下幾種：關外本（或曰“關外一次本”）《清史稿》纂定以后，共計536 卷，于1928年在北京印刷。當時資助清史館的黑龍江方面的金梁擔任“校對”，他利用負責刊印之便，私下給自己加了“總閱”的名義，附刻了他自己的《清史稿校刻記》，又修改了某些文字，然后將印成的一千一百部中的四百部運往東北。運到東北的這四百部《清史稿》就被稱為“關外本”。后來這個本子經過修改重印，故又稱作“關外一次本”。關內本1928年印刷的一千一百部《清史稿》留在關內的七百部，被清史館的一些人發現了金梁的纂改，又將它改回來，并取消了金梁的“校刻記”和《張勛傳》、《張彪附傳》、《康有為傳》，就是所謂的“關內本”。實際上，關內本與關外本是同一次印刷的，只是關內本在局部上作了一點抽調。關內本與關外兩次本之版本異同，大致如下：關內本刪去關外一次本原有的《張勛傳附張彪傳》中的《張彪傳》、《康有為傳附康廣仁傳》中的《康廣仁傳》以及金梁所撰《校刻記》。而關外二次本只刪去關外一次本的《張彪附傳》，并抽掉《公主表?序》和《時憲志》末附的《八線對數表》七卷，增加了陳黌舉、朱筠、翁方綱三傳。按關內本此卷原是《勞乃宣傳》、《沈曾植傳》，無《張勛傳》、《康有為傳》。傳后有論，其文為“論曰：乃宣、曾植皆學有遠識，本其所學，使獲競其所施，其治績當更有遠到者。乃朝局遷移，掛冠神武，雖皆僑居海濱，而平居故國之思，無時敢或忘者。卒至憔悴憂傷，赍志以沒。悲夫!”清史館對張勛、康有為原定暫不立傳，是金梁將二傳底稿私自付刻。今關外一次本于《張勛傳》后附有《張彪傳》。
又關內本抽換了關外一次本的《藝文志?序》，因增入的《序》過長，以致脫奪自《易》類《易經通注》、《日講易經解義》、《周易折中》、《周易述義》、《易圖解》、《周易補注》、《易翼》、《讀易大旨》、《周易裨疏》、《考異》、《周易內傳》、《發例》、《周易大象解》、《周易外傳》、《易學象數論》、《周易象辭》、《尋門馀論》、《圖書辨惑》、《讀易筆記》、《周易說略》、《易酌》、《易聞》、《田間易學》、《大易則通》、《閏》、《易史》、《周易疏略》、《易學闡》、《讀易緒言》、《易經衷論》、《讀易日鈔》、《周易通論》、《周易觀彖大指》、《周易觀彖》、《周易淺述》、《周易定本》、《易經識解》、《易經筮貞》、《周易明善錄》、《易原就正》、《周易通》、《周易辨正》、《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周易筮述》、《周易應氏集解》、《仲氏易》、《推易始末》、《春秋占筮書》、《易小帖》、《太極圖說遺議》、《河圖洛書原舛編》、《喬氏易俟》、《大易通解》、《周易本義蘊》、《周易傳注》、《周易筮考》、《學易初津》、《易翼宗》、《易翼說》、《周易刳記》、《易經詳說》、《易經辨疑》、《周易傳義合訂》、《易宮》、《讀易管窺》、《讀易觀象惺惺錄》、《讀易觀象圖說》、《太極圖說》、《周易原始》(李南暉撰)、《天水答問》、《羲皇易象》、《羲皇易象新補》、《孔門易緒》、《易圖明辨》、《身易實義》、《先天易貫》、《易互》、《周易玩辭集解》、《易說》(查慎行撰)、《易說》(惠士奇撰)、《周易函書約存》、《約注》、《別集》、《易箋》、《周易觀象補義略》、《索易肊說》、《周易孔義集說》、《陸堂易學》、《易經揆》、《易學啟蒙補》、《易經詮義》、《易經如話》、《周易本義爻征》、《周易圖說正編》、《易翼述信》、《周易原始》(范咸撰)、《周易淺釋》、《易學大象要參》等八十八種之多。關內本有《趙爾豐傳》的傳文長達二千四百字，而關外二次本壓縮至九百二十字，不啻減去了一半以上。關內本《趙爾豐傳》作者以趙爾豐為清史館館長趙爾巽之親弟，作此長傳，不免有迎合討好館長之嫌，故以刪削為是。
金梁重印本（關外二次本）。1934年，金梁在東北刊行，絕大部分依關外本，只是去掉了志卷29-34的《時憲志》六卷，《公主表·序》等部分，增加了朱筠等三傳，總卷數為529卷。
上海聯合書店影印本。1942年出版，對關內、關外兩本的不同處加以選擇，多處采用了關內本。它同二十四史《新元史》合為“二十六史”，故亦稱為“廿六史本”。
日本印本。據說有兩個本子，一為大本兩冊，一為小本二冊，從“關外一次本”翻印而來。
文學研究社印本。1960年出版，依關外一次本付梓。
中華書局本。中華書局組織史學工作者，依關外二次本為工作本，將《清史稿》作了標點 、分段， 他們審查了關內本、關外一次本、關外二次本三種本子的篇目，內容上的不同，作了附注，錄出異文，以盡量反映各種本子的優點，對史文的脫、誤、衍、倒和異體、古體字作了校改；清朝的避諱字，盡量改回，對已發現的由于行、段錯排造成事理不合的地方，進行了查核校正，對于史實錯誤及同音異譯的人名、地點、官名、部落名稱等，一般不予改動，但大也作了一定的統一工作。于1977年出版，這是此書問世50 年來最好的版本。（《中國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編(上冊)》）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印本。1981年印行，兩大冊。系據關外二次本刻印而成，計529卷，有金梁的校刊記。
此外，張其昀、蕭一山、彭國棟等人在將《清史稿》略加修改和補充，將其列傳分類予以調整而成，名曰《清史》，于六十年代出版，計550卷
《清史稿》匯集了比較豐富的清史資料。由于清朝滅亡時，清廷檔案、私家著述和文化典籍保存得比較完整，這就為編寫《清史稿》提供了充實的原始資料。當時的主要史料有：《清實錄》，從太祖到宣統凡十二朝，共四千四百卷；《清國史》，紀、傳、志、表俱全，清亡前，清朝國史館已編成七百五十四卷；清詔書，又稱《圣訓》，共一千六百二十四卷；清典志四千九百三十八卷；清朝人物傳記、名人年譜等二千多卷；清紀事史書《東華錄》等千卷以上。此外，官方對某一具體事件的紀略，私人記某一事件的始末，更是數不勝數。總之，《清史稿》取材“以實錄為主，兼采國史舊志及本傳，而參以各種記載，與夫征訪所得，務求傳信。”《清史稿》集中并系統整理了有清一代的史料，為后人研究清代歷史積累了豐富的素材，這是應該肯定的。《清史稿》編寫的體例大致取法《明史》，但又有所創新。如本紀部分不僅逐年記載了皇帝的軍國大事，而且在前代遜君還健在、無謚可稱時，創了“宣統紀”的新格局；各志、表中除記錄天文、地理、禮樂、選舉、藝文、食貨及皇子、公主、外戚、封臣等各方面活動外，新修的交通志、邦交志及表中的軍機大臣、理藩院，都是前史所未有的。列傳中創立了疇人、藩部、屬國三傳，反映了清代社會的新發展。另外，對于反清斗爭的重要人物如張煌言、鄭成功、李定國、洪秀全等，《清史稿》也都列了傳。這些都是值得稱贊的。 但是，由于參加修史的人多是清朝的“遺臣”，因此書中貫穿著反對民主革命，頌揚清朝正統的思想。例如誣蔑明末農民起義軍為“土賊”，稱太平軍為“粵匪”，視辛亥革命為“倡亂”。而對帝國主義的侵華罪行和清朝統治者的反動行徑卻多處隱瞞，傾向性錯誤顯而易見。對此，連當時的南京國民人員都極為不滿。1929年12月14日，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列舉了十九條理由，呈請下令禁止《清史稿》發行，其中有；反革命、蔑視先烈、稱揚諸遺老、鼓勵復辟、反對漢族、為滿清諱等內容。所以，思想觀點與立場錯誤實是此書的主要問題。同時，由于《清史稿》是眾人編纂而成，編寫時彼此缺少照應，更因時局動蕩，倉促成書，未經主編總閱審定便“隨修隨刻，不復有整理之暇”，過于粗陋。因此，體例不一，繁簡失當，史實之中也有不少錯誤。其實，這與趙爾巽的主導思想有關。因為他把此書看做是“急就之章”，“并非視為成書”，只是想以此作為“大輅椎輪之先導”，對于書中所有疏略紕繆處，“敬乞海內諸君子切實糾正，以匡不逮，用為后來修正之根據。”顯然，按其本意。《清史稿》只是類似現代的一部征求意見稿。這樣，易培基所指責的“體例不合，人名先后不一致，一人兩傳，目錄與書不合，紀表傳志互不相合，有日無月，人名錯誤，泥古不化，簡陋，忽略”等謬誤也就成了先天性的問題。至于遺漏、顛倒、文理不通等現象更屬意料中事。
自1914年設立清史館起，歷時十四年修成。先后參加縮寫的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本書體例一如歷代的正史，分為本紀、志、表、列傳四個部分，共五百二十九卷。然而，《清史稿》修纂時，纂修者多為清室遺老，眷戀清朝的心態甚重，故書中很多反對革命、誣蔑先烈、諛揚清朝之詞，立場有很大問題。其次，當時清朝的檔案尚未清理，修史者只能根據原國史館中的稿件和有關史籍，不能直接利用原始檔案，故價值較遜。再次，《清史稿》成書時，國民黨的北伐軍即將入北京，倉猝付印，未能對全書統一修改和認真校勘，故史實、人名、地名、年月日的錯誤遺漏比比皆是。趙爾巽在《發刊綴言》中指出，本書是“作為史稿披露”的“急就之章”，“并非視為成書”。《清史稿》出版后之翌年，即1929年，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呈文國民黨行政院，建議禁止《清史稿》的發行，《清史稿》遂成禁書。易培基在呈文中說：此書“系用亡清遺老主持其事，……彼輩自詡忠于前朝，乃以誹謗民國為能事，并不顧其既食周粟之嫌，遂至乖謬百出，開千百年未有之奇……故其體例文字之錯謬百出，尤屬指不勝屈。此書若任其發行，實為民國之奇恥大辱”。
《清史稿》的編纂者明確站在清朝一邊，反對辛亥革命，故而對清末革命活動少寫或不寫，如興中會、同盟會的成立、民報的出版、辛亥前的起義活動，幾乎全都沒有記載，看不出清朝是怎樣被推翻的。即使有一點記載，也語含貶抑，如寫武昌起義，“八月甲寅，革命黨謀亂于武昌，事覺，捕三十二人，誅劉汝夔等三人……丙辰，張彪以兵匪構變，棄營潛逃……嗣是行省各擁兵據地，號獨立，舉為魁者，皆稱都督”，寥寥數十字，修史者反對革命的立場十分鮮明。對革命中犧牲的烈士，目為“匪黨”。對于孫中山當選臨時大總統這一重要史事，該書稱：“甲戌各省代表十七人開選舉臨時大總統選舉會于上海，舉臨時大總統，立于南京，定號曰中華民國”，故意不寫孫中山的名字，使人不明白臨時大總統是誰。孫中山是推翻清朝的革命領袖，《清史稿》中“孫文”的名字僅一見。光緒三十年“五月丙戌，懿旨特赦戊戌黨籍，除康有為、梁啟超、孫文外，褫職者復原銜，通緝監禁編管者釋免之”（《德宗本紀二》）。這是慈禧太后下旨赦免戊戌黨人時，特別指名康、梁、孫三人大逆不赦，這才提到孫文的名字。
相反，該書編纂者對對抗革命者則大加歌頌表揚。《清史稿》卷469，為恩銘、端方、松壽、趙爾豐、陸鐘琦等一批被革命者擊斃的督撫寫傳記，或稱“不屈遇害”，或稱“罵不絕口”，或稱“忠孝節義萃于一門”，篇末論曰“或慷慨捐軀，或從容就義，示天下以大節，垂絕綱常。庶幾恃以復振焉”。這些吹捧之詞，反映了修史者擁護清朝、反對革命的遺老心態。
《清史稿》記述李自成、張獻忠、南明、白蓮教、太平天國等史事時一概稱“匪”、“逆”、“寇”、“賊”，立場亦極為鮮明。《清史稿》記載民國以后的事，不用民國紀年，而用干支紀年。如民國元年稱“壬子年”，民國二年稱“癸丑年”，民國三年稱“甲寅年”，表示不承認中華民國，不奉民國正朔。《清史稿》是民國出錢聘請撰修的，他們竟然誣蔑辛亥革命，反對民國。所以易培基在請封禁《清史稿》的呈文中說：修史者“若在前代，其身必受大辟，其書當然焚毀。現今我不罪其人，已屬寬仁之至，至其書則決不宜再施行海內，貽笑后人，為吾民國之玷，宜將背叛之《清史稿》一書永遠封存，禁其發行”。
眾所周知，在晚清時期，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清朝喪權辱國。《清史稿》卻為清朝諱，往往輕描淡寫，語焉不詳。如鴉片戰爭后簽訂南京條約，《宣宗本紀》中僅書（道光二十三年）“八月戊寅，耆英奏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各海口，與英國定議通商”。寥寥50字，只提到五口通商，而對于關系重大的割讓、協定關稅、賠償軍費煙費等均未提及。
《清史稿》的編纂者由于知識結構的限制，對外國情況不了解，故而對域外的記述錯誤也很多。如說“俄國界近大西洋者，崇天主教”（《邦交志一》），其實俄國近波羅的海，距大西洋甚遠，信仰東正教，而非天主教。又晚清洋務運動中，設工廠，開礦山，建鐵路，造輪船，開始啟動中國近代化的步伐。《清史稿》僅立《交通志》以概括當時的工礦交通建設，而對當時規模巨大的上海制造局、福州船政局、漢冶萍企業、開灤煤礦、基隆煤礦、大生紗廠、華盛紗廠等均視而不見。這些企業標志著中國近代化的艱難起步，《清史稿》全無記載，實為重大的遺漏。
于光緒九年建行省，于光緒十一年建行省，這幾乎是眾所共知的。而《清史稿·地理志》卻說“穆宗（同治）中興以后，、改列行省”，把、建省的時間，提前到了同治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立于咸豐末年，而《清史稿·職官志》稱“延及德宗（光緒），外患躡跡，譯署始立”。按“譯署”即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之簡稱，這里又把它成立的時間，推遲到了光緒時。
《河渠志》記載全國河流的情況，卻只記了黃河、淮河、運河、永定河四條。我國最長的河流長江遺漏失載，其他像珠江、黑龍江、松花江、雅魯藏布江等大江大河全都不見蹤影，豈不笑話！
《天文志》只記到乾隆末年，乾隆以后一百多年無天文可查。原因是外國傳教士任職欽天監期間，有天文記錄，而傳教士離開后，天文失載，資料空缺，故只有半部《天文志》。
《時憲志》內編入了三卷八線表，這是中學生數學教科書中的對數表，和清史風馬牛不相及。修史者缺乏自然科學知識，把它塞進了《清史稿》實屬不倫不類。
清朝統治期間，存在南明政權，包括弘光、隆武、永歷三朝，歷時十八年。又太平天國政權歷時十四年。《清史稿》簡單處理，南明政權只設立張煌言、李定國、鄭成功三篇傳記，而太平天國僅設洪秀全一篇傳記。列傳的設置也十分凌亂，一人立二傳者共十四人（王照園、烏什哈達、馬三俊、安祿、周春、樂善、蘭鼎元、胡承諾、蘇納、惠倫、羅璧、阿什坦、謝啟昆）。又有應立傳而不立傳者，如翁方綱、朱筠（后有人增補）、呂留良、譚鐘麟均無傳。嚴復是晚清著名思想家，譯介西方文化到中國，影響甚大，也無專傳，僅在林紓之下列有附傳。《清史稿》的列女傳，臚列婦女二三百人，大多是丈夫早死、守節不嫁或夫死殉節，純屬宣揚綱常禮教、三從四德的封建糟粕，更無可取之處。
《清史稿》一書記載之史事，有很多失實之處，至于人名、地名、年月日之訛誤，更數不勝數。如《皇子表》載延信“雍正元年襲貝勒，尋以功封郡王。六年因罪革爵”，誤。延信之最高封爵為貝勒，未封郡王。雍正三年革爵，非六年。《公主表》載宣宗（道光）第六女壽恩固倫公主，“道光十年十二月生，咸豐九年四月薨，年三十八”，誤。按其生卒年計算，虛歲僅三十歲而非三十八歲。《世祖本紀一》稱：順治二年六月，“（李）自成竄九宮山，自縊死”，誤。按：李自成為地主武裝所擊殺，非自縊。順治二年十月“故明唐王朱聿釗據福建”，誤。按：唐王名朱聿鍵，非聿釗。《圣祖本紀》康熙五年三月“以胡拜為直隸總督”，誤。按：是年直隸總督為朱昌祚，非胡拜。康熙十七年七月，“是月，吳三桂僭號于衡州”，誤。按：吳三桂僭號稱帝，在康熙十七年三月，非七月。康熙十九年三月“吳丹復重慶、達州、奉鄉，諸州縣悉定”，誤。按：四川無奉鄉縣，應為東鄉。康熙二十九年“榮親王常寧為安遠大將軍，簡親王喇布、信郡王鄂札副之”，誤，常寧應為安北大將軍，非安遠大將軍，喇布已死于康熙二十年，其弟雅布襲封簡親王，此處應為雅布，非喇布。又《阮元傳》稱：“集清代天文、律算諸家作《疇人傳》，以彰絕學”，誤。按：阮元所作《疇人傳》，為記載我國歷代科學家之傳記，非僅記有清一代。《邦交志》載“英有里國太者，嘉應州人也，世仰食外洋”，誤。按：里國太亦譯李國泰，曾在中國任第一任總稅務司，英國人，并非華裔，與廣東嘉應州沒有關系。像這類史實、人名、地名、時間的錯誤，比比皆是，難以縷述。汪宗衍先生詳細校勘了部分《清史稿》，摘出上千條錯誤，集成一書，名《讀清史稿札記》。他評論說“翻閱所及，凡年份、官爵、人、地、書名，誤倒衍奪之處，不勝條舉。史實抵牾，體例乖謬，亦多有之。”
《清史稿》記事上起努爾哈赤稱帝，下至宣統三年清朝滅亡時為止。其中一些列傳還涉及到辛亥革命以后的張勛復辟、溥儀離宮后出走天津、王國維投北京昆明湖等事件。本書大部分依據《清實錄》、《宣統政紀》、《清會典》、《國史列傳》和一些檔案資料寫成，編者對這些史料匯集起來，初步作了整理，使讀者能夠得到比較詳細系統的有關清代歷史的素材。而且有些志和清末人物的列傳，并非取材于常見的史料，當另有所本。因此，本書仍有它的參考價值。
盡管《清史稿》存在許多缺陷，可是，在今天還沒有別的清史能替代它時，這部未定稿的正史。也就成了我們研究清史的一部很有價值的史書。
1914年3月，趙爾巽被袁世凱召為清史館館長。他上任以后，聘清朝遺老、著名學者柯劭忞、繆荃蓀等100多人，工作人員200多人，名譽職位300多人，組成篡修班子，開始編修清史。適值軍閥混戰，國力衰微，經費極為緊張，特別是1917年后，費用幾乎到毫無著落的地步。趙爾巽對清王朝心懷眷戀之情，認為事關一代國史，“失今不修，后業益難著手”，再困難也“不敢諉卸”。一方面節約開支，敦促同仁加快進度、多盡義務，一方面以其資望向各軍閥募捐，并言：“不能刊《清史》，獨不能刊《清史稿》乎！”終于1927年編成《清史稿》，為研究清朝歷史提供了權威史料。當年9月3日趙爾巽在北京病逝，時年83歲。翌年，《清史稿》正式付印出版。
啥事都沒有的 我也做過2次夢 夢見我爸被車撞死了 然后苦到 整個被子枕頭都濕了 然后爸媽被我吵醒就來叫我起床 我日子還是一樣過 我爸爸還是一樣鍵在 我覺得好像越早睡做夢的可能性越大
